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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现代化应该提上日程了

“四个现代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它指的是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由周恩来总理在1975年1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上提出来的。这是中国的务实派为结束无休止的政治动荡、将国家转向经济建设正轨的又一次努力。这次他们终于成功了。

到1978年,“四化”已成为改革开放的主旋律。从那之后的40年里,中国取得的成就已远远超过了当初的四化目标。中国已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向第一经济大国迈进。在此基础上,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被称为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

究其实质,这五个现代化都是国家主义的运动,其终极目标是富国强兵、民族复兴。但另一方面,中共也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中共的使命概括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人民生活在社会中,社会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民生活的质量,所以最根本的现代化是社会的现代化,前五个现代化都是为它做物质铺垫的。在物质条件日臻成熟的情况下,现在是时候提出社会现代化的目标了。

这也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必须以社会建设为核心。前五个现代化都有西化的倾向,因为西方国家走在了前面,唯独社会现代化最不能西化——西方社会的病态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高离婚率、单亲家庭、高失业率、精神健康的危机、家暴、犯罪、吸毒、贫民窟、种族歧视、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正在走向极端的贫富差距等等。可见物质生产力的发达不见得能提高社会生活质量,反而会导致社会的病态和退化。

在联合国的幸福指数中,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末达到了顶点,从那以后一路下坡,尽管经济总量在此期间翻了10倍。

社会现代化在吸取西方经验教训的同时,更应该发掘本国文化传统来打造优势。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对中国可能拓展出的社会发展模式寄予厚望。他说:“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活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炉……如果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这个礼物应该是现代西方的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体。”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能够引领世界潮流的,不是经济发展的速度或模式,也不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更不是国防力量的强大,而是社会生活和社会模式上的创新;是更安全的社会和更满足的人民。

因此,社会现代化没有一个既定模式,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但它有几个清晰的指标:第一,能保证社会生活的和谐稳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安全感,并能从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中获得自己生命的意义;第二,能使社会公德和个人品德健康成长,使正能量发扬光大;第三,要有活力,能够充分发挥社会成员的创造力,使合作机会最大化。实现这些目标就实现了社会现代化,无论其具体形式是什么。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没有多少优越性可言。

优良文化传统的发扬,可以为社会提供稳定的心理基础和共同的行为准则;现代化主要指充分的活力、创造力和应变能力,追求的是二者的平衡。中共也曾在党内生活中追求过这种平衡:“团结、紧张、严肃、活泼”“造成一个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毛泽东语),但没有成功,而且似乎离之越来越远了。这中间的原因值得深究。

给社会留足空间

社会的现代化建设首先需要给社会留足发展的空间,既不能让市场侵蚀,也不能受政府的挤压。而社会健康发展的前提,是保证个人的基本权利、足够的自由和选择。尽管掌握这个度和实现的形式,在不同文化传统的社会中必然会有差异,但没有这些就没有创造力和活力,就不能实现社会现代化。在这方面,西方的公民和公民社会的理念不能照抄,但可以借鉴。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是西方那种对立的统一。中国的古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对中国式的公民责任、义务的典型概括。它指出建设和谐社会和太平盛世的根本途径,是从个人做起,进而为家庭、国家和普天之下做贡献。“吾日三省其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为公”等格言,常被解释为儒教文化里集体高于个人的标志,但这种看法忽视了其出发点是个人,强调先做好一个品行端正,有良知、有文化、有担当的人,然后惠及家庭(社会的基本细胞)、国家的善治,直到大同世界的理想。

这和西方公民社会的逻辑相似。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皇权了,法理上的主权在民;爱国不必忠君,修身齐家是为了尽忠,但忠的不是皇帝或最高领导人,而是国家、民族、人民甚至全人类。传统中国的皇权只下达县一级;县之下是以乡绅和家族为主的社会自治,这和西方自治自立自律的公民社会也不无不同。

但中国的传统有两点不同,第一点是个人权利平等;第二是直接从“家”到“国”,中间省去了公民社会这一环(所谓“国家”就是从这儿来的)。人权和公民社会都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欧洲的封建社会没有这些;更早的古希腊和罗马的公民社会和民主,是建立在奴隶的血汗上面的,和现代的不是一个概念。

工业革命使社会以个人为单位流动起来;以家族和领主关系为主的封建社会组织无法适应,于是解体了。新的社会关系和组织必须在陌生人之间重新建立起来,以达成社会秩序和各种各样的合作。西方国家学校里的公民教育,就是为这种合作提供道德和行为准则方面的共识。因此,人权、公民社会和民主等,都是现代化的产物。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不能简单地排斥公民社会、人权或者民主。中国经济发展的追赶阶段即将结束,社会的活力和创新能力将日显重要,而这一向是中国的短板。即使只为国家主义的目标,中国也应该在社会现代化上有所建树。在西方,发达的公民社会和受法律保护的人权,主要被当作是对资本和国家权力的制衡,但这显然不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中国文化追求和谐,而不是对抗。而且社会发展在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政治经济都应该为它服务,而不是倒过来。从这个角度来看,胡锦涛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社会”是有远见的。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能够引领世界潮流的,不是经济发展的速度或模式,也不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更不是国防力量的强大,而是社会生活和社会模式上的创新;是更安全的社会和更满足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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