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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确立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民营企业要想获得长足、稳定的发展,必须依靠制度化的保障机制。这里的核心问题,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克服意识形态障碍,确立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最近几个月来,在中国国内关于“国进民退”的一连串讨论引发广泛担忧后,国家领导人与经济主管部门官员密集出面表态,强调在支持国有企业发展的同时,也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各级政府部门陆续出台、并还在继续出台支持民企发展的大量特别措施,形成了一股民企新政的热潮。

中国应确立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笔者认为,中国领导人与政府部门对民企的表态与新政是积极的,对稳定投资者市场信心有重要作用。但中国也应该认识到:运动式支持民企不仅难以持续,也会带来很多负面问题;要保障民营经济的长足发展,必须克服意识形态障碍,确立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并允许其进入所有行业,包括“国民经济命脉行业”与“公共产品行业”。

运动式支持民企局限性与负面问题

根据中国领导人11月初在民企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各级政府部门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密集出台的民企新政大致包括六个方面:一是减轻民企的税费负担;二是帮助民企融资、降低融资成本,并救助困难民企;三是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强调国企民企一视同仁;四是完善政策执行方式;五是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六是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

短期内密集出台如此大量的政策措施,带有明显的运动式色彩。这些民企新政的确对民营企业发展有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与负面问题。

首先,上述民企新政都是临时性的政策措施,难以持久。其出台背景,一是中美贸易战带来的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二是近年来的“国进民退”对民营企业造成的打压,对民企乃至整体经济与民生带来的严重不良影响。这种特殊情况下出台的措施,无论从理论还是从现实来看都难以持久。

中国应确立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同时,中国以国有经济为主体、民营经济为补充的基本思路没有改变,因此对民营企业的临时性扶持措施,还有可能是权宜之计。一旦民营经济发展到威胁国有经济的地位,国家可能停止这些扶持措施,甚至改为打压措施。坊间甚至担心,如果“不忘初心”是指最终“消灭私有制”,那么打压民企就只是时间早晚的选择问题。近期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车俊表态,要将民营经济发展得“香香的、壮壮的”,就被网民解读为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后,会被政府宰杀与收割。民企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并未被摘除,其次,部分民企新政存在着巨大的逆向风险。

第一,金融风险。支持民企融资的部分措施,包括扩张信贷数量、降低信贷标准、增加政府担保等,会增加金融机构与政府机构的金融风险。

第二,道德风险。支持民企融资的部分措施,包括允许企业延期付款、降低利率、为企业提供困难救助等,会增强企业的依赖动机与道德风险,弱化其风险管控动机与措施,甚至导致股东套现跑路。这些又会进一步加剧上面所说的金融机构与政府机构的金融风险。

第三,腐败风险。政府对企业的运动式扶持,其扶持对象、方式、幅度都有很大的主观性,容易导致相关政府官员寻租腐败,并与企业形成特殊政商关系,与官方宣称的政商“亲、清”关系背道而驰。

第四,法律风险。政府在运动式扶持中对部分企业法外开恩,例如,司法部宣布对民企的一般违法行为只进行批评教育,有的地方法院甚至不批准民企账户保全与破产,违背法律的严肃性,会增强企业的违法动机。

民企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民营企业要想获得长足、稳定的发展,必须依靠制度化的保障机制。这里的核心问题,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克服意识形态障碍,确立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这是由如下理由决定的。

中国应确立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一、民营企业的属性。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三类基本经济主体:消费者、企业与政府。经济学家通常将消费者与企业比喻为运动场上的运动员,而将政府比喻为裁判员。运动员(而非裁判员)是运动场上的基础成员。

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是两种非常不同的企业形态。国有企业的直接所有者是国家与政府,与政府有着天然的联系,带有天然的政府色彩。大陆著名企业家、招商局前董事长秦晓不久前指出,国有企业的本质是政府直接进入市场。这必然导致政府同时担任运动员与裁判员,从而产生角色错位。民营企业才是完全、纯粹的企业形态,与政府没有直接关联,适合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运动员与基础成员。

二、民营企业的效率。民营企业以逐利为天然目标,而国有企业则可能存在诸多其他政策性目标。因此,民营企业的逐利动机比国有企业要强,其效率也会比较高。从实践上看,本世纪前计划经济国家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实践,都已证明国有经济相对于民营经济的低效。这也是19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民营化浪潮的根源。而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基础的企业,应该是以效率为导向的。

因此,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来说,民营企业而非国有企业,应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基础形态。市场经济以市场机制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核心就是以民营企业为基础。这就如同计划经济以政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核心就是以国有企业为基础。

民营企业在充分利用好民企新政发展自身的同时,既要保持稳健、合法经营,避免前述道德风险、腐败风险与法律风险,也要努力争取自身的基础地位,保障自己的长期发展。

三、应允许民企进入包括“国民经济命脉行业”与“公共产品行业”在内的所有行业。

为了有效确立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应该克服两个错误认知,以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所有行业,包括“国民经济命脉行业”与“公共产品行业”。

应该克服的第一个错误认知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国计”行业,只能由国有企业掌控,民营企业只能掌控其他一般行业,即“民生”行业。

这一观念的第一个理由是,民营企业掌控国民经济命脉行业,在特殊时期可能会违背国家的战略意图。这种担心完全可以通过立法、保留政府在特殊时期对民企进行直接管控来实现,而不必永久保留国有、牺牲经济效率。

这一观念的第二个理由是,民营企业掌控国民经济命脉行业,可能由于追逐私利而损害消费者利益或其他行业利益。这种担心也完全可以通过立法与执法(例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来规范企业行为,从而加以消除。

中国应确立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应该看到,由国有企业掌控国民经济命脉行业,也可能会损害消费者利益或其他行业利益;而且,国企所有者政府是权力执行者,因而更难受到法律约束。从实践上看,1990年代开始的国企“抓大放小”改革,导致国有企业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上游产业(矿产、能源、交通、信息等)占据垄断地位,并借助其垄断地位对产品设置高价,严重侵害消费者与下游产业的利益,招致了民众乃至众多民营企业的不满。

应该克服的第二个错误认知是:以盈利为导向的一般行业应该由民营企业掌控,而以非盈利目标为导向的行业,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行业”,则应由国有企业掌控。

这一观念的理由之一是两类企业的属性差异:追求盈利是企业的核心目标,民营企业的企业属性比较纯粹;而提供公共产品则是政府的核心目标,国有企业则带有政府属性。这一观念的理由之二是两类企业的效率差异:盈利一般与效率挂钩,两者一般成正比;如前所述,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民营企业的效率都比国有企业要高。

然而,这一观念及其理由,在欧美发达国家都已经被突破了。这是由于,即使是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行业,也可以允许盈利,因为盈利目标可以刺激效率的提高。因此,这些行业也完全可以交由民营企业去做。

现在的欧美发达国家,国有企业已经非常少了。它们连军工行业都放弃了国有垄断,以民营为主,政府通过对民企的采购来武装军队。其他公共产品行业,如交通运输行业,更是如此: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机场、铁路、公路等)建设由政府出资、通过招标方式由民企完成,而交通运输本身(民航、火车、汽车等)则由民企直接运营。结果是既保证了高效率与高质量,也没有对国家与民众利益造成任何危害。总之,民营企业作为在市场经济中应该占据基础地位的企业,应该没有任何禁区,应该可以进入国民经济的一切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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